中国太平的发展历程

chenologin2分享 2022-08-09 09:49:58

太平人寿，始创于1929年。一家拥有八十年历史的寿险公司。在其80年的“中国太平”之路中，见证了中国民族保险业发展的历史。公司自2001年国内复业至今的八年来，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亮点频现。

亮点1：稳定的股东结构，持续的资本注入，太平人寿发展力量更强大；

亮点2：综合竞争力快速提升，跃居亚洲寿险公司第九位；

亮点3：实现连续四年盈利，太平人寿已建立起可持续发展能力；

亮点4：稳健高效的投资管理优势，为客户带去更多效益；

亮点5：坚持“三高团队”建设，引领国内寿险业专业经营先潮；

亮点6：坚持专业经营，太平人寿个人业务构建起体系运作的“八大体系”；

亮点7：一流的服务支援体系，保障公司高效进行专业经营；

亮点8：勇担企业公民和社会大众保险服务商的责任，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承揽国际国内各项重要活动。

金城银行创办太平保险，开风气之先

1929年11月20日，太平保险公司创立于上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保险业正处在有史以来第一个发展高潮期。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人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有感于“海通以来，我国的财产保险与生命保险为外商所垄断，金钱外溢与年俱增，不独有损利权，漏卮难塞，其影响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尤为严重”（沈雷春：1937年《中国保险年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集资创办保险公司，力图与洋保险相抗衡。据资料记载，1919年至1935年间，国人共开设保险公司30余家。

在此期间，中国保险业还出现了一个新形势，就是银行业投资办保险蔚然成风。银行与保险具有天然的联系：它所经营的贷款业务，贷款户的货物或不动产抵押都必须投保以资保证。在保险业方兴未艾之时，银行家看到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因此纷纷起而经营。从1926年以后的10年间，由私营银行和官办银行投资设立的保险公司共有12家。《中国保险史》对此评论道：“中国从1926年到1936年期间，由于金融业以其雄厚的资金投入保险业，改善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注意培养专业人才，拓展险种，发展经纪人，并利用银行贷款关系，争取工商业的保险业务。民族保险业有了迅速发展，与1914年相比，公司家数增加两倍多，资本金增加五倍多，呈现一片新的景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继1926年东莱银行设立安平水火保险公司之后，私营的金城银行于1929年投资100万元（实收50万元）开设了太平水火保险公司，设址于上海江西路212号金城银行大楼。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兼任，丁雪农任第一协理，王伯衡任第二协理。太平保险公司以太极图形为商标，取“生生不息”之意，并打出了“太平保险，保险太平”的口号。

公司于1929年11月20日成立，次年2月19日正式开业。公司以经营水险、火险、船壳保险、汽车保险等为主，并酌量办理“玻璃”、“邮包”、“行动”、“茧纱”等险种。“创办初期，虽值百业不振，然历年决算颇具效益，且业务亦日在进展之中”（金城银行档案）。但毕竟由于资本额不够雄厚，遇有大额业务便无力承做，或只得分与他人，影响收益。1933年，金城银行拟将太平扩大经营，而其他尚未涉足保险业的银行也正跃跃欲试，于是，金城邀集交通、大陆、中南、国华等四家银行加入太平，资本额扩大为500万元（实收300万元）。一时声势浩大，金融界为之瞩目。7月，公司改组完成，黄奕住任董事长，周作民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聘丁雪农、王伯衡为协理。同时，将公司名称中的“水火”两字删去，改称太平保险公司，并添办人寿、意外等保险。

太平保险从此步入大型华商保险公司的行列

接收安平丰盛天一，集团化经营蔚为大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市场上保险公司的生生灭灭、分化重组乃是寻常之事。从1934年起的三年间，太平保险公司陆续收购了几家华商保险公司，开始向集团化的方向迈进。

1934年初，丰盛保险公司因经营不善，拟将大部分股份售与太平，改组公司，与太平合作营业。太平对合办并不感兴趣，但考虑到该公司的牌号已有多年历史，若将其全盘接办，作为子公司继续营业，“则所有业务上衡量操纵、选择迎拒之便利既可继续存在，且可以丰盛公司之名义，多一招揽生意之机会，增厚进展之力量，相辅而行”（太平档案）。经谈判，太平最终以一万元的价格收买了丰盛。

1935年5月，东莱银行加入成为太平保险的第六个股东。同时，东莱银行创办的安平保险公司经营上发生困难，亦由太平接收合并。

1936年，中国垦业银行投资开办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因无人管理，也以低微的价格转让给太平接办。

上述三家公司对外仍保留原来的牌号，各地的分支机构及代理处仍继续营业。为了加强领导和管理，1935年设立了太平安平丰盛总经理处，次年改为太平安平丰盛天一总经理处，统辖四公司的一应事宜。总经理处设在太平保险总公司内，太平保险公司总协理兼任“太安丰天总经理处”总协理。这样，太平只须用一套管理人员来处理四个公司的业务，这种欧美托拉斯性质的管理形式，在当时中外保险公司中尚属独树一帜，为业界所瞩目。

成为集团公司后，太平不但资金实力大增，而且业务联系更为广泛，所有六家股东银行及四行储蓄会的各地分支行、会，均由总公司与之订立契约，委托为公司业务代理人，通过这种方式，把所有六行一会的所有放款与押汇全部交由太平保险集团承保，于是业务大振。

太平保险除在上海设总公司外，在京、汉、津、哈、鲁、粤等六大区域的大中城市广设分支公司或代理处，最鼎盛的时候，全国代理网点总数达900余处，还在香港、新加坡、西贡、雅加达、马尼拉等地设立了分支公司。不数年间，太平成为全国最大的华商保险公司之一。

那年月，民族保险公司大多资本数额较小，承保能力和限额也受到相应限制。为了增强对巨额业务的承保力量，一些华商公司开始走向联合的道路。1933年6月，肇泰、华安、永宁、永安、先施、海上、联保、通易、宁绍、华兴等10家公司发起设立了华商联合保险公司，并被国民政府特许为经营分保业务的专业再保险公司，其营业性质以便利各家之分保为重点。1936年，通易公司倒闭，华商联合保险公司资金受严重影响，当年亏损2万元，公司面临解散的危险。经过数度接洽，太平保险集团出面继承了通易名下的全部股份票面51000元，由太平担认26000元，安平担认25000元。并据此修改了华商联合保险公司章程，增加董事名额，由太平出任常务董事兼董事长，主持该公司事务，安平任董事。并与瑞士再保险公司订立了分保契约。同年，太平保险又与伦敦市场的劳合社、世纪、Willis Faber & Dumas等保险集团订立了互惠分保合约。自此，太平又在再保险领域占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创建太平人寿，产寿险分业经营

太平在创立之初，定名为“太平水火保险公司”。1933年7月，公司增资扩股，股东由一变五，资本由100万而至500万。不仅如此，还将公司名字中的“水火”二字去掉，准备添办人寿保险业务。

鉴于寿险业务的特殊性，是年9月，董事会决定人寿保险部之会计独立，并从公司资本中特拨国币100万元，备作举办寿险业务之基金。12月，公司指定专人开始筹备事宜。

1934年4月20日，人寿保险部正式成立，并自即日起开始对外营业，到年底，有效保额已达170万元，自后逐年增加，营业范围亦逐渐扩展至全国。1936年8月，太平保险收购中国天一保险，天一寿险部的全部寿险契约也由太平概括承受。到1938年底太平保险寿险部改组为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时，太平的寿险有效保额已达国币700万元。

1937年1月11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保险业法及保险业法施行法，规定同一保险业不得兼营损失保险与人身保险，在保险业法施行前兼营者，应于保险业法施行后两年内依法改组。划出寿险部，设立单独的人寿保险公司乃提上议事日程。

太平的寿险部从一开始就自成机构，业务及会计独立，不与其他业务部门相混合，因此改组手续较为简便。经过一年多的布置，由太平的股东——交通、金城、大陆、中南、国华、东莱等六大银行——另行认缴股本100万元国币。然后热热闹闹地召开了创立大会，选定周作民为董事长，丁雪农、王伯衡为常务董事，许汉卿等7人为董事，周继云等5人为监察人，并呈请登记。

1938年8月10日，经国民政府经济部核准，发给营业执照。同年12月30日，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正式公告改组成立，太平保险公司寿险部的全部资产负债以及契约上之权利义务，俱由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概括承受，太平保险公司寿险部同日取消。推定周作民为总经理，丁雪农、王伯衡为协理。

从1929年11月太平保险创立到1938年底分设太平人寿，整整9年。这9年中，1933年增资扩股、1935年开始集团化经营、1938年创设太平人寿，基本上是3年跨一台阶，其发展壮大之迅猛，实为当时所罕见。

组织太平分保集团，于艰危时世中奋争

1937年，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日本占领上海后，并未立即与英美等国形成公开对抗，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乃成为日军占领区包围中的“孤岛”。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上海租界，昔日操纵上海保险市场的英、美、法等国的保险公司，被勒令停业，其外籍人员被关进集中营。

由于外商保险公司长期垄断中国保险市场，加之华商保险公司资金短少，实力微薄，中国民族保险公司的再保险问题一直都依赖外商保险公司解决，主要是英商、美商及瑞士再保险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商保险公司对英美等国的分保渠道被迫中断。上海的华商保险公司乃自谋出路，组建华商分保集团。

1942年2月，太平保险公司联合宝隆、大业等保险公司组成太平分保集团，到7月，成员公司扩大至19家。几年内，上海的华商保险公司相继组建了大上海、久联、五联、十五联、华商联合等分保集团，加上太平分保集团，共计6个，参加公司达80家。在这6家中，太平颇有些与众不同。太平档案对此有如下记载：“讲到太平分保集团的特点，就是一切集团事宜，均由太平一家负责处理，不受其他会员公司的支配与节制，与久联集团由参加公司另组办事处及大上海集团之另组一公司专司其事者有显著区别。还有太平与国内外同业订立溢额合约分保多以互惠为原则，惟因此而获得的分入合约分保，均由太平独家接受，并不能分与集团会员公司。因为一则它们资力薄弱，不愿负额外的责任；二则国外无分支机构，遇有赔款，无法按原币摊付。”

华商保险公司组建分保集团，有效地解决了民族保险业的危险分散问题，并为华商保险业逐步自主经营打下了基础。

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通货恶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不堪。据统计，1946年9月至1949年5月，物价骤涨1.051亿倍。中国保险业遭到严重摧残，一大批保险机构坐吃山空，负债度日，连一些较有实力的公司也陷于难以支撑的困境。华商联合分保集团发出感叹：“金圆券发行未久，遽尔贬值，嗣后是否有保持稳定之可能，无人敢逆料，倘法币末期之困难情势重演于今日，则恐我保险业将濒于危殆。”保户对金圆券已失去信心，即使有投保意向，也只愿以外币保额投保和计算赔款。于是，国营的和其他一些尚有余力的保险公司，改以银元、美金和港币承保。太平分保集团也曾于1948年7月1日组织了包括22家成员公司的外币业务集团，于艰危时世中勉力支撑，直到1949年解放前解散。

公私合营，天下一统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根据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训令，包括太平保险公司在内的64家华商保险公司和42家外商保险公司获准恢复营业。

此后十余年间，人民政府对保险市场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太平保险公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解放之初，大部分保险公司资力薄弱，承保能力有限。为缓解华商保险公司的分保问题，在军管会的领导和中国保险公司的支持下，1949年7月20日，47家华商私营保险公司联合组成民联分保交换处，太平保险公司协理丁雪农被公推为主任委员，民联的办事机构也设在太平保险公司内。

民联分保交换处是解放后上海工商业中最早成立的一个联营机构，它的创办，改变了华商保险公司依赖外商的心理，大大增强了华商保险业的信心，同时为私营保险公司的进一步联营奠定了基础。

在人民政府对私营保险公司“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主导下，1951年下半年，上海25家私营华商产物保险公司开始酝酿合并问题。同时，天津的3家私营保险公司也派代表赴上海联系，表示愿意合并。经过紧张筹备，这28家私营保险公司分别组成太平和新丰两家保险公司，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入一半以上的资金，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公私合营的太平保险公司由15家公司组成，其中上海12家，即太平、安平、中国天一、太安丰、华商联合、福安、宝隆、建国、大丰、大信、裕民、扬子；天津3家，即大昌、中安、中国平安。公司资本总额定为人民币100亿元（旧人民币，下同），其中参加合并的公司以其净资产作为投资，总额定为45亿元，其余55亿元悉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资。合并协议于1951年10月22日正式签定，11月1日，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正式开业。

太平保险公司设立19人组成的董事会，并设立监察7人。经董事会推选确认，周作民等7人为常务董事，周作民任董事长，谢寿天任副董事长，林震峰为总经理，李祖模、金瑞麒为副总经理。

公私合营新丰保险公司由上海的13家私营保险公司组成，资本总额60亿元人民币，公司于1952年1月1日宣告开业。

1953年4月，作为国家保险公司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考虑太平、新丰两公司进一步合并的计划，打算通过两公司的合并，逐步做到国内保险业务由国家专营，而以合并后的合营公司加强其国外机构，进一步发展国外保险业务。1955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洪流中，全保险行业的公私合营终于由设想变为现实。1955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由其上海分公司提出了《关于公私合营太平、新丰保险公司合并的方案》，建议：两公司合并后的业务重点将放在国外，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下的一个专业性保险公司，加强对国外业务的领导，进一步发挥其助手作用，分担起促进国际贸易、吸收外汇资金的光荣任务。考虑到太平保险公司在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地区设有分支机构，而新丰保险公司没有海外机构，因此建议合并后的新机构定名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

1956年3月21日、22日，两公司董监事会在上海分别举行，会议就两公司合并、总部迁往北京、国内不再设立分支机构等一应事宜作出决议。

1956年8月1日、2日，太平、新丰两公司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联合启事，宣告：“自1956年8月1日起，我两公司合并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并将合并后机构迁移北京办公，两公司原在上海机构同时撤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亦同时刊登通告，“同意接受该两公司在上海地区签发的保险单尚未满期的保险责任”。新的太平保险总公司设址于北京阜成门外天宁寺路。

太平、新丰两保险公司的合并、迁京、停办国内业务，标志着中国保险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完成，中国保险市场从此进入国家专营的时代。

根据两公司最后一次董监事会议的决议，新的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的任务是：加强国外分支公司的领导，积极开展国外业务，继续为侨胞服务和替国家积累外汇资金。太平保险公司自此移师海外，致力于拓展国际保险市场。

这一去就是45年。

国内复业，圆了几代人的梦

从1956年之后的数十年间，中国保险市场几度风云变幻，太平保险在海外也是筚路蓝缕，几代太平人胼手胝足，在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闯出一片天地，赢得了广泛认同。

1998年，根据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撤销，原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的海外经营性机构划归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8月20日，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和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于是成为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两支劲旅。

转眼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一步步逼近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中国保险市场扩大开放势在必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务院和中国保监会提出了回国创业的请求，同时对旗下资源进行战略性重组：在香港，将太平保险与民安保险公司、中国保险香港分公司合并，以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名义对外营业；在新加坡，将太平保险与中国保险新加坡分公司合并，以中国保险新加坡分公司名义对外营业；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与太平人寿合并，以中国人寿香港分公司的名义对外营业。

2001年5月22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太平保险公司和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全面恢复中国境内的保险业务。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太平保险公司于2001年12月20日宣布开业，总部设在深圳。此时的太平保险公司已经过股权改造，由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5.05%，中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股30.05%，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持股24.9%。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亦于11月30日开业，总部设于太平保险的发源地上海。

海外拓业近半个世纪，一朝荣归故里，太平保险开始在国内市场大展拳脚。复业后第一年，太平保险在深圳、北京、广东、上海等四地开设了分公司；2003年，又一口气在天津、大连、四川、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等8省市开设了分公司；2004年，开设湖南、青岛、重庆分公司；2005年，设立山西、陕西、安徽、福建分公司。至此，太平保险已设立19家分公司，作为全国性保险公司的机构网络布局基本形成。

大家晓不晓得河口镇

　　河口镇

　　党委书记：方则安镇长：张远友

　　素有“金三角”、“鄂东重镇”之美誉的西塞山区河口镇，临江（长江）襟湖（大冶湖），位于“二市二县”通衢要地：东与阳新一港之隔，西与黄石一步之遥，南与大冶毗邻互往，北与蕲春隔江相望，是黄石市的“东方门户”。

　　作为唯一的市效乡镇，因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黄石市向山南发展工业的聚集地和城镇一体化试点镇。

　　河口镇政府

　　区位优越加上黄石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措施，给河口镇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镇党委、政府高举“三个代表”这面大旗，带领2.4万勤劳智慧的人民，按照“工业强镇、农业兴镇、商贸旅游活镇”的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的富民强镇之路。2003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4.13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达9.5亿元，财政收入实现62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150元。各项经济指标均进入全市各乡镇先进行列。并荣获了“湖北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黄石市十强乡镇”、“黄石市安全文明镇”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河口镇党委政府审时度视，抢抓机遇，制订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创新”战略目标，富民强镇的路子越走越广。

　　突出休制创新，大力加快开放开发，招商引资步伐。按照“以项目牵动经济、以项目增强后劲、以项目促进发展”的要求，构建承接外资项目、异地改造项目、沿海转移项目、科技风险投资项目、个私民营投资目的“大平台”。

　　体制优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就能加快开放开发的步伐。随着山南铁路、西塞电厂等国家级重点工程的实施，以及山南新区、河西工业区的开发建设，面临着这些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河口镇不断进行体制创新，加快开放开发的步伐，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努力开创新一轮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

　　河口镇面积48平方公里，是黄石市城区难得的一片投资热土，也是西塞山区实施“东进战略”、发展区域经济的新平台。全镇以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和民营经济工业园为依托，以丰富的矿产资源、广袤的山水资源、旖旎的旅游资源、便捷的交通条件为发展空间，大力实施外向带动战略，聚集内力，借助外力，全力以赴做好开放开发、招商引资这篇大文章。

　　按照“以项目牵动经济，以项目增强后劲，以项目促进发展”的要求，把工业园区建设成承接外资项目、异地改造项目、沿海转移项目、科技风险投资项目、个私民营投资项目的“大平台”。

　　在招商引资中，河口镇做到了层层抓、人人抓、个个有担子、人人有指标。镇党委、政府“一把手”带头做到“四个亲自”：亲自洽谈，亲自解决问题，亲自接送客商，亲自承担任务。采取“走出去，请进来”办法，一部分河口人去外地与人合资，合作、开发，在北京、上海、四川、贵川等地办起了七家水泥厂，融资近2000万元，带动外出打工者近2000人，每年劳务收入2000万元。不仅扩大了河口的名气，更重要的是带回了信息与资金。与此同时，充分发挥企业法人招商主渠道作用，突出企业在招商引资中的主体地位，全面实施一个企业延伸一个项目的举措，采取“滚雪球”的办法，将企业做大做强。

　　河口镇以项目建设为突破口，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2003年全镇共引进大小新上项目35个，实际引进资金9673万元，先后建设完成了中宏钢铁厂电弧炉扩建、牯牛洲养猪场等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大型项目2个，石龙头碎石厂、恒丰锻造厂等投资在100万元以上的项目6个。正在建设实施的远程冶金材料工业园、拓莎汽车用品公司等7个项目工程进展顺利。并全面实施跟踪项目领导包保责任制，共捕捉跟踪项目8个。

　　为了着力做优招商载体，充分挖掘优势资源，做强特色，放大优势，精装项目，吸引投资，河口镇以招商引资基础工程为起点，狠抓园区规划建设，先后制订出台26条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制作发放了《河口镇投资指南》宣传册3500余份和项目推介书1000余份，并形成了健全的招商引资网络机制和项目建设专人专项负责制，全面实行“零干扰”服务。对引进的建设项目，公安、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严格实行公示制和监督制，并实行治安挂牌保护。

　　优惠的投资政策，优越的投资环境，优厚的投资资源，备受投资者青睛，大批投资商纷至沓来。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河口镇的优惠政策能吸引人、优越环境能留住人、优质服务能感召人、优良作风能打动人。

　　突出结构创新，大力发展镇域经济。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三不搞”：不高污染业，不搞高危业、不搞黄赌毒。加速传统产业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努力构筑具有时代特征、河口特色的新产业体系。

　　要实现镇域经济结构创新，必须以开放开发为突破口，把招商引资作为重要举措，营造以开放开发促结构调整创新的新局面。加大结构调整创新力度，实现结构调、产品调优、效益调高、机制谳活、农民调富的目标。

　　跨入新世纪以来，河口镇经济处于高速发展中。面对大好形势，镇党委、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三不搞”：不搞污染业，不搞高危业，不搞黄赌毒。其指导思想是，发展经济不能以破坏自然环境、危及人民生命安全、坑害群众身心健康为代价。镇党委、政府采取了突出结构创新，大力发展镇域经济的三大举措：

　　举措之一------大力推进工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创新。坚持“抓大放小”，“壮大活小”的基本方针，按照“着眼长远、注重效益、结构创新、行业领先”的要求，在结构调整创新中，加速传统产业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努力构筑具有时代特征、河口特色的新产业体系，实现镇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在具体操作上，河口镇首先注重提升壮大传统产业，做好技术产业的对外开放开发。依托资源开发，超越资源发展，形成了以建筑、开采、运输、冶金为支撑的四大产业体系，镇村企业及民营企业50家，年产水泥21万吨，碎（片）石200万吨，石灰2万吨，钢材10万吨。在开放开发中，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做到引资引技术同发展壮大支柱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盘活存量资产，发挥传统产业的新优势，促进传统产业上档升级。其次大力培植新兴产业，做好重点项目的对外招商。借助江浙、香港等地经贸洽谈会，主动加强与外地交流与协作，把20万吨还原铁项目、100万吨水泥项目和石英沙、牯牛洲复合肥厂、农产品深加工等作为重点推介项目，实行全方位招商，广泛邀请外商来镇考察洽淡，力争洽谈一个成功一个，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再次加快园区建设，提供招商引资平台。以园区吸引项目，以项目繁荣园区，努力形成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互促联动的新格局。

　　举措之二-----大力推进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创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河口镇及时抓住中央提高农业基础地位的机遇，加快镇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全面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和农业的基础效益，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繁荣。高起点发展河口特色农业，走“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路子。以茁壮农牧、阳光生态、苗木花卉、农贸（湘莲加工、螃蟹养殖）四大龙头企业为中心，巩固和发展四大特色产业，利用河口的螃蟹、河口的苗木花卉、河口的反季节无公害蔬菜，形成具有河口特色的品牌产品。一是沿江形成3500亩早、鲜、嫩蔬菜大棚基地，二是沿路形成1500亩奇、珍、异苗木花卉基地，三是沿湖形成3000亩名、特、优水产养殖和湘莲种植基地，四是沿山形成2500亩香、甜、美林果基地。通过四大基地的建设开发推动全镇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举措之三-----大力加快第三产业和旅游服务业体系建设。河口镇党委、政府充分认识到：突破性发展第三产业，是建设河口农村城市化的迫切要求。突出第三产业的支撑和服务体系建设，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为方向，扩大产业规模，努力寻求信息服务业、餐饮业、个体工商业的发展。通过几年的努力，全面形成镇区“三横一纵”的城镇格局。商贸大夏、五星级管理站综合大楼等标志性建筑形成，百户个体工商户聚批发、娱乐、文化、饮食于一条街，打造繁荣河口新街。积极发展河口旅游业，开辟并唱响夏浴湖——牯牛洲——四顾闸——大冶湖——章山玉泉山庄二日游线路，让游客领略河口的人文景观和风土人情。

　　突出环境创新，大力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抓服务环境创新，建立服务型政府；抓信用环境创新，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抓法制环境创新，做到政府依法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办事。

　　环境是竞争力，也是生产力，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一个地方的环境，代表着这个地方的形象，也蕴藏着这个地方的发展后劲。改善经济发展环境要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镇域经济要发展，好的发展环境是关键。

　　镇党委、政府对环境创新高度重视，从三个方面突出环境创新：其一抓服务环境创新。从完善规章制度入手，致力于建立服务型政府。制定了干部工作日志制，按农口、工业口、城建口等“八大口”，每周定期汇报、检查、测评各自负责的工作情况和环境服务情况，不仅使干部作风更加务实，而且提高了办事效率。

　　同时，还实行了村帐站管，在全镇11个行政村全面推行村级财务招待零费制，把节省的资金投入到修公路等环境创新工作中来。

　　其二抓信用环境创新。加强诚信环境建设，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坚决制止和杜绝不重诚信，不讲商德，不按合同办事，“热脸招商引资，冷脸过河拆桥”的损人利已歪风。做到有诺必践，言而有信，自觉维护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其三抓法制环境建设。加大依法治镇的力度，努力做到政府依法行政，政法部门依法办事。确保政令畅通，坚决扭转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等不良倾向。坚决遏制违纪行为，重点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三乱”行为，同时清理利用职权吃、拿、卡、要，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等违纪行为。严肃查处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大案要案，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对企业敲诈勒索、偷窃破坏、阻挠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违法行为。

　　同时，河口镇党委、政府还突出以人为本，大力树立科学发展观。中央提出“坚持以为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这一新的科学发展思路，镇党委、政府一班人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深刻的反思。首先在思想上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突出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工作实践；其次彻底纠正发展观上存在的一些误区和偏差，重点解决办事拖沓、工作飘浮、讲空话、图虚名、只抓形式不讲实效，发展意识淡薄、忽视为民务实等问题。通过不断的学习反思，全镇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彻底摒弃了那些不良作风，在发展的意识上有了一个质的提高。一是提高了发展的中心意识，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每个干部都找准了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二是提高了发展的大局意识，围绕加快发展来行使自己的工作职权，一切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个大局；三是提高了发展的服务意识，齐心协力为河口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服务氛围；四是提高了发展的务实意识，干部的工作作风得到了转变，重实干，办实事，求实效的优良作风得到了发扬。

　　为了使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河口镇坚持一切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想方设法减轻农民负担。目前已有5个行政村减免了农业税，化解村级债务200余万元。人民群众从中得到了实惠，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在实施“民心工程”中，河口镇真抓实干。2003年完成了36.8公里的镇、村级道路硬化工程，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商贸一条街建设初具雏形，新增个体工商户40余家。农村改水改厕工程进展顺利，解决了200户、1000余人口的饮水难问题。改造了五湖、章山等村级小学危房，有线电视扩户500多家等等。全镇党员干部态度温和了，作风踏实了，办事认真了，与群众打成一片了。

　　按照率先实现工业化、率先实现城市化、率先进入小康社会的“三个率先”发展的总体目标，发扬“敢为人先、争创一流”的河口精神，河口镇党委政府有信心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河口镇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的现代化小康卫星城镇，真正成为一颗璀璨夺目、光彩照人的东方明珠！

中国近代史的西方化改革为什么连续失败？

所谓近代化，在欧美各国就是资产阶级通过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中国的近代化,并没有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的近代化，亦称之为‘现代化’，指从1840——1949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无论是现代化，还是近代化，归根到底是在近代中国决定承担近代化任务的主要载体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因此近代化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化。”[1]

一、洋务派引导的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发端

洋务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和当时世界近代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终于在此时付诸实践。

洋务运动的推动者不想太多的去触动传统思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传统思想的信徒。那时保守派与洋务派的分歧不在根本的思想认识上，而在于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做法上。例如，对于铁路的不同态度。当然，与保守派相比，洋务派还算进步的，他们毕竟睁开了半只眼睛，主张“师夷之长”，尽管这种“长”完全是技术性的。但是，洋务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传统文化，这才是洋务运动失败，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极为缓慢的根本原因。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2]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3]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正在进行中的缓慢发展的中国近代化突遭打击，这就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4]。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实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5]，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表现在：

（一）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

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新的环境下开始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发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断强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进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文明示范的刺激，发生了洋务运动。洋务派高举“中体西用”的旗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力图“借法自强”，这是现代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6]。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7]。张之洞在筹办广州织布局时同样也说：这是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8]。可见，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口号里，包含着保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

（二）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民族意识的增长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出现了各种体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70年代以后，洋务派虽也创办了一些工商企业，但数量甚少，经营不力，发展缓慢，社会效益也十分有限，难以与外国资本相抗衡。许多洋务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日益不满，他们开始批评洋务运动步子太小，速度太慢，提出“必须破除积习，大为更张”，加快发展工商业的速度。郑观应针对官办工商业运用封建衙门式经营方式的弊害，力倡“不用官办而用商办”[9]，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民族工商业。他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他提出“商战”口号，激励人们扩展工商业：“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10]他因此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11]。显然，在“商战”的口号里，充满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此外，洋务知识分子还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接着，外交保护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过去，封建统治者认为海外华侨是“自甘化外”，对他们的悲惨处境不闻不问，漠然置之，这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外交保护权也属于国家主权之一，于是主张对处境艰难的海外华侨予以保护，使“免受许多欺凌”[12]。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近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力。

（三）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

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有完全成功的近代化运动，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对此后一个长时期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各地先后创办了大约20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现代军用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还创办了40个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此外，洋务派还修筑了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等共计477公里，架设了沟通全国主要省份的电线数十条，基本上形成了全国的电讯网。这些成果，不仅包括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引进，同时也催促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大地上的生长，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中中国涌现的新生事物。万事开头难，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开路，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现代军事和民用企业、电讯交通等，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而推迟的结果就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像朝鲜那样由外国侵略者越俎代庖、“不变亦变”而“权操诸人”的悲惨局面。

洋务运动带来的这些思想上、生产方式上、管理上的经验等等不仅是推动了社会向前的发展，虽然很缓慢，不过它与接下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却有着很深的联系，可以说是直接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出台。

二、维新运动虽然早产，但其在中国政治层面的近代化进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在国将不国的情况下，年轻的举人，年轻的知识分子依靠自身的爱国热情开始了对时政的抨击，在他们不断与新事务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产生了新思想，变法的想法也应运而生，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其在百日之内就被打击下去?我认为，维新变法运动作为一个层次性高于洋务运动的近代化活动，它的产生母体却是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遭到甲午战败的打击逐渐消沉，这就出现了维新运动的早产。究其生命力短暂之原因，主要在如下方面：

（一）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使维新派走向孤立

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对此二书，顽固派攻击康有为“新学伪经证其本是只欲黜君权，伸民力，以快其恣意之志”、“假事王之名号，行张角之密谋”，是灭“圣经”，“乱成宪”的叛逆行为，要求将该书毁版，将康有为处死。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13]。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彻底分裂了。

（二）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基础，但基础相当薄弱

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14]，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15]。　　

（三）组织上不成熟，使本已摇摇欲坠的维新运动加速趋于失败

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16]，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认为仅从器物方面学习西方，而不采纳其政治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他们主张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中的长处，以君主立宪来替代君主专制。当然，戊戌“新政”的措施还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百日维新”的诏令中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和鼓励发展工商业，设立路矿总局，兴办铁路和矿业的措施有利于经济近代化，而裁汰冗员，取消重叠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的措施和设立制度局的构想则促进了政治的近代化。

维新派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他们鼓吹变法的首要目的却是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在历次上书中，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光绪皇帝进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外强的侵逼。短暂的戊戌变法没能达到自强御侮的目的，但它仍具有重要的爱国救亡意义，它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戊戌变法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它不是洋务运动的简单继续，而是有质的飞跃。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戊戌变法则是要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它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更是符合世界近代社会的发展的大趋势。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确的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如此可见，戊戌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是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的，它上接洋务运动，下启清末新政，那些站在时代前列的领导们，他们的变法主张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并推动着中国的近代化向前迈进。

三、清末“新政”的出台使近代化程度涉及到教育、政治等多个层面

清末“新政”于1901年1月拉开帷幕时，八国联军已侵占北京五个多月，此时清政府正忙于同列强谈判议和，围绕着于该年9月才订立的《辛丑条约》，就惩办“祸首”及赔款等问题讨价还价，因此在“预宪立法”中未见挽救民族危机的内容是很自然的。该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今者，恭奉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看来清末“新政”尽管出现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但它兴起的原因不是要解决民族危机问题，而是在“严禁新旧之名”的前提下寻找改革弊政之方。

清末“新政”强调的是“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17]。因此，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是清末“新政”推行者所不断坚持的论调。尽管如此，由于“新政”的推行，许多改革措施的结果却与清朝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新式学堂的创办和留学生的培养，出现的是新式的知识分子群体；设厂开矿的实业热潮，增添了资产阶级的力量，立宪运动和挽回利权运动彼此呼应；清政府希望预备立宪能够使“皇位永固”、“内乱可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并有一定的实际成效，但清政府缺乏立宪的诚意不但使立宪派感到失望，而且又促成了革命风潮的高涨。清末“新政”的改革力度颇大，而且成效也颇显著，随着改革的深入，已突破了其出台之时只是“如琴瑟之改弦”的初衷。仅废止科举制度一项，就使其向被奉为入仕至宝的“四书五经”处于尴尬的境地。对此，我们不妨从教育和政治方面作进一步分析：

（一）清末新政一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是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

这一改革有三个特点：

1.逐步替代旧教育系统。1901年，清政府已着手改革科举，除立即废除武科外，下令从明年开始，文科乡试、会试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程式。与此同时，命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将原有的书院分别改设为大、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以期逐步取代旧教育系统。1902年制定了新的学制，翌年又加以修订，尽管有种种不足，仍不失为建立新教育体系的蓝图。这些措施促进了新式学堂发展，实际已将年轻一代的教育逐步转移到新的轨道上。废除科举，水到渠成。

2.当机立断,废除科举。1904年，清政府决定用逐科（三年一科）削减名额的办法，十年内完成新旧教育的交替。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上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18]，要求立即废除科举。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建议，一举解决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3.注意新旧衔接。废除一个沿用了一千多年关乎整个知识阶层的制度，一旦作出决定，倒出乎意料地顺利。除新教育已逐步生长外，还有三个重要措施：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原有举贡生员尽量安排，稳定了数以万计的很难再进学堂的那部分士人；1905年开始，每年一次举行游学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分别“赏给”进士、举人；新学堂毕业生也得到相应的荣衔。这些措施解决了新旧教育的衔接问题，改革过程非常平稳，没有什么震动。

科举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在古代社会，知识阶层出路很窄，科举成了士子上升的主要通道。进入现代社会，这个制度的优长，已为公务员考试制度所继承；即使由于后来政权频繁易手，这一考试很不正常，中国向工商社会转型带给知识阶层的机会，也远非20世纪以前所可比拟。时至19世纪，文科举每科近20万考生，争夺1439名左右的举人名额，而中举后亦仅有1/3能得到一官半职。进士虽一般都能当官，但每科名额只有区区300名左右，仅与当时为了推广新式教育而办的速成师范，为改革官制兴办速成政法相比，数量已有天渊之别。问题在改革不够彻底，而不是忽视了传统。大学独立，思想自由，这是近代教育不可或缺的灵魂，却根本没有进入改革者的视野。海内外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改革瓦解了原有的凝聚力，是日后纷争的根源。其实，当时清政府为了培育和维护祖传的“凝聚力”，软硬兼施，可没有少花力气：读经占课堂教学总时数高达20%—40%；不准接触异端邪说，不准干政等禁令频颁；封报、抓人亦时有所闻。无奈历史进程要的已是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制度凝聚，而统治者仍乞灵于思想管制和镇压。后来的曲折另有原因，不能归罪于改革。

（二）官制改革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开端

清末中央官制改革，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为指导思想的，这在1906年11月7日奕劻、孙家鼐、瞿鸿给皇帝的关于官制改革的奏疏中说得十分明白。奏疏指出：“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接着，奏疏深刻指出：中国“今日积弊之难清，实由于责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一则权限之不分……，一则职任之不明……，一则名实之不副”[19]。正是为了彻底改变中国官制的弊端，奏疏中提出了三条对策，总的目的是“以清积弊、定责成、渐图宪政成立为指归”[20]。具体办法是：

1.为改“权限之不分”的状况，故“首分权以定限”。

“立法、行政、司法三者，除立法当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拟暂设资政院以为预备外，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

[21]。

2．为改变“职任之不明”的状况，故“分职以专任”。建议将政府各部门分为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院。各部设尚书一人，侍部二人。

3.为改变“名实之不副”的状况，故“正名以核实”。将巡警归为民政部；户部更名为度支部；兵部更名为陆军部；刑部归于法部；商部改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慈禧及光绪除了对奏疏中提出的改军机大臣为办理政务大臣的意见不同意外，对这次中央官制改革的其余办法均表赞成。光绪在上谕中再次强调改革官制的目的“原为立宪始基，实行预备”[22]。清末中央官制改革，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次改革一改自隋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三省六部制，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改变成了近代国家机构。重要的是，这一改革体现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进步原则，这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对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个大大的限制。清末中央官制改革代表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资本主义近代化。

可以这样说，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广泛而深刻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趋向的改革。推动清末新政的人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应用于中国政治舞台，试图演出君主立宪的政治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清末新政在经济、文化、军事、教育方面进行的改革，其作用不可低估。总之，清末新政是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广泛而深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新政的开始的目的不明确性更是从开始就决定了它失败的命运，虽然它还是推动了近代化的历程，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新政”领导们缺乏实干和真心，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这更加使中国的近代化布满了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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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湿地保护与规划可行性研究报告论文怎么写啊！！我纠结

　　环洞庭湖经济圈：跨区域合作必须再借荆州

　　[内容提要]

　　发展是硬道理，交通是硬基础，投资是硬措施。环洞庭湖经济圈是区别于“以点带面，以经济发展相对强势中心城市拉动周边”发展模式的一种新模式，可称之为没有老大的“抱团发展”模式。建设环洞庭湖经济圈，环湖湖南城市必须联手湖北荆州，走抓好环湖立体交通体系建设（当务之急是荆州到岳阳、到常德的铁路及高速公路建设）这一关键，狠抓争取国家重大项目、招商引资这一重点，以项目带动产业协作及优化升级，实现人才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四流”一体联动的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可归纳为二十个字：“行政互动，机制推动，交通拉动、项目带动，‘四流’联动”。简述为“五动”二十字措施。

　　关键词：环洞庭湖经济圈区域合作借荆州

　　2006年4月，在“十一五”开局的腾腾热气之中，湖南省“环行洞庭湖”大型新闻采访活动盛装启航。湖南省委高层领导亲自授旗，国家和湖南省各大媒体参与，甚至出动直升机航拍，进行环洞庭湖经济圈的宣传与推介。环洞庭湖经济圈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湖南省媒体提出的“九问洞庭”，紧扣区域合作及产业发展方向问题，引起了新闻界和经济界的热烈讨论。本文接过这一话题，根据湖南省高层在活动开幕式讲话中提出的实现跨市、跨省合作建设环洞庭湖经济圈的设想，在此提出第十问，洞庭：跨省合作，你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在哪里？并初拟一个期待完善的答案。

　　一、荆州与洞庭：存在一种自然与天命的依存关系

　　荆州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腹地，荆江的中点，大致为两湖的地理中心。自古以来，荆州北锁陕豫，南拱湘黔，西据巴蜀，东控三吴，为华北、华东通往大西南，大西北通往华南的重要中转枢纽。同时也为承东启西、纳南接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和重要商埠。清朝末年，帝国主义者看到了荆州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辐射作用，一直把她列为窃取对象。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定，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终于得逞，荆州（沙市）成为长江沿岸五大通商口岸之一。从此，她成为现代工商业的发端之地，辐射两湖。到上世纪初，西方《每日电讯邮传报》就对她有了“东方的曼彻斯特”的誉称。从经济上看，一直到近代，荆州作为商贾云集之地，历来是两湖经济互动的策源地和辐射源。从政治上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两湖绝大部分时间均在以荆州为中心的地方政治实体的管理之下，这也是荆楚和湘楚同源同流，难以分开的原因所在。因此，荆州与洞庭湖除了清朝将两湖分省而治后的行政籓篱外，可以说有一种难以解开的缘分，有一种难以分开的依存关系。这种联系中存在一种自然和天命的力量！只要我们打开两湖地图,不难发现：拱卫洞庭湖北大门的是九曲回肠，被称为万里长江之险的荆江，而这一大门的锁钥就是荆州。如果说守卫洞庭湖东大门是岳阳，西大门是常德，南大门是益阳的话，北大门就是荆州。这种地缘关系是上天赐给的，是任何人为的力量不能改变的。因此，建设环洞庭湖经济圈，发展两湖平原经济，恢复或进一步加强两湖平原的经济互动联系，都必须打开这扇厚重的北大门，都必须恢复荆州这座史称“五省通衢”的古老城市的青春与活力，都必须恢复她曾经“千帆竞渡，车水马龙”的交通枢纽地位，“商贾云集，人头传动”的商贸中心的地位。如果不是这样，绕过北门走东门，“大意失荆州”，显而易见，环洞庭湖经济圈就不能闭环运转，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从历史上看，荆州和环洞庭湖区的其它城市一样，是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荣的城市，她发展史上的每一次有惊无险都与洞庭女神的护佑有关。自从明朝万历开始，荆州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荆江防洪采取了舍南保北的办法，疏挖了通往洞庭湖的河道，一遇川水进入荆江，让其倾入洞庭湖。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证大武汉的安全，又搞了一个荆江分洪工程，把由沙市进入长江的水系改道，把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部分地区划为分洪区。这样又多了一点舍荆州、舍洞庭，保武汉的意味。很难设想，没有洞庭湖的长江，一旦川水涌入，将是什么样子。荆州可能尽为泽国，武汉可能或为鱼鳖。所以说，洞庭湖是荆州乃至江汉平原的天然安全屏障。这也是荆州因水而生、因水而荣，从原始生产力状态与水抗争到现代生产力条件下与水和谐相处，连绵不断，生生不息，创造了灿烂文化而未湮灭的原因所在。

　　二、荆州与洞庭：“合”则双赢，分则双输

　　从历史来看，荆州作为重要商埠及交通要道地位的衰落，是从两湖分省而治就开始了。两湖以洞庭湖分省，大致洞庭湖以北为湖北省，洞庭湖以南为湖南省，作为两湖平原最佳结合点和地理中心的荆州，一下子被两个省级行政区域给边缘化了。随着新的行政中心的崛起，荆州也就衰落下来了。随着荆州的衰落，两湖平原不管是文化上，还是经济上再也没能获得与华北平原、西北关中平原、西南成都平原、苏南太湖平原同样齐名的位子了，所表现出来的是区位的不断陷落。这是分则双输的第一个例证。前已述及，到了近代，靠海权而兴的帝国主义者看到了荆州作为两湖平原最佳结合点的辐射作用和水网密布的舟楫之利，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和伎俩慑取到手，虽然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尽力虚以委蛇，但终因国运不济，无力回天，荆州（沙市）沦为帝国主义的通商口岸。现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我们无须违言，当年的通商口岸基本上是中国现代工商业和现代交通的发端之地。长江沿岸在清朝沦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哪个不是。荆州（沙市）也不例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她的棉花和棉纱吞吐量紧随上海、天津之后，居全国第三位。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全国著名的轻工业城市。在现代交通、特别是铁路交通上，荆州（沙市）本来可以和武汉、南京等城市一样成为中国现代交通发端城市的，但由于欧战的发生及国内军阀混战，致使1914年签定的沙市到贵州兴义的铁路合同成为废纸。以致荆州连接两湖平原的现代交通体系建设落后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两湖平原早有铁路大动脉联结，就是有行政籓篱，但经济发展的一体互动不会停滞，历史的积累凹陷不会象现在这么大！这可以看着是分则双输的第二个例证。第三个例证：新中国成立后，为治理水患，充分发挥两湖平原农业优势，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国家工业化积累更多资金，保证武汉等重工业城市的发展，毛主席发出了“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两湖平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条件下，短短几年里就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项伟大水利工程，奠定了此后几十年两湖平原农业的大发展，强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工业化进程，并实现了区域的自身发展。如曾为全国明星城市的荆州（沙市）、常德等，就是全靠自身积累建立起来的工业明星。大家不相信，我可举一个例子：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二个五年计划里，国家就投资了500多个大型项目。如河南洛阳市就建立了洛拖、洛柴、洛矿、洛轴等10多个项目，每个企业的职工都在10000人左右，使其一下子成为重要装备业制造大市。而当时经济水平还在其之上的荆州（沙市）却没有一个。不要说一、二个五年计划没有，至今国家也没有投入建设一个这样的工业项目。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全国一盘棋，两湖平原服从国家大计划，都贡献给工业化了。到现在搞市场经济，可国家仍规划不到，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欠账、挂账、甚至停账，经济要发展缺乏基础，要互动没有条件。市场是活了，但流通是隔断的。两湖平原依然远离人才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主干道，怎么能不重新陷入塌陷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区划可以分开，但交通建设不能中断，更不能后退。因为人才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主干道一旦丧失，你想发展也发展不起来。设想一下：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如果两湖平原地区的领导们能充分认识到“以市场为取向”这几个字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联手起来先整交通，争取国家铁路、公路和水运、空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环境，今天两湖平原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荆州（沙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本身列入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别的城市改上去了，可她却改下来了。为什么呢？别人是抓住了“市场”两个字的精神实质，把自己的城市变成“四流”的汇聚地，财富的积聚地。如苏南交通那么密集的地方，当时，几个城市还为增加机场建设而面红耳赤，一个沙洲小县——张家港市，硬是向总理争取到了一个大港口和保税区的项目。而荆州（沙市）改的连已有很长历史的民航机场都不要了，这种不会趁势而上的“倒行逆施”，怎么能不塌陷。温州为什么发展快？正是因为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充分认识了“市场”，把温州作为品牌来经营，加强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全民创业，善于抱团打天下。

　　三、环洞庭湖经济圈：再借荆州的具体措施

　　（一）必须树立抱团打天下的发展意识

　　有一些经济界的同仁和主流经济学家，把环洞庭湖城市缺乏联动，归结为没有一个经济强势城市的拉动和撬动，从而对其采取否定或不屑一顾的态度。我认为这是新一轮发展中的传统思维，是与党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倡的创新要求不相适应的。环洞庭湖经济圈确实区别于已有的以强势城市为点，带动一片的发展模式。但这不是它的弱点，而恰恰是一个创新的亮点。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温州民企发展模式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的尝试，可称为区域经济中的“抱团发展”模式。中国幅员广阔，历史上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种历史的积淀，想短时间里仅靠几个发展好的点来撬动一大片，实在是一件难事。因此，多一条发展思路比少一条发展思路好，多一种发展方式比少一种发展方式好。“抱团发展”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继“先富带后富”发展模式后的创新。“抱团发展”就是谁也不是老大，穷哥们在周边及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崛起的强烈激励下，以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充分认识为驱动，穷则思变，抱成一团，联手搞跨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对现阶段向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发展的中国经济实现均衡发展，更具有代表性。环洞庭湖城市既然想迈出合作发展第一步，就要更进一步深化“抱团发展”意识，纳入湖北荆州，开启洞庭湖北大门，不封闭、不封锁，联手打牢合作发展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必须建立行政先导互动的发展磋商机制

　　首先，各地各级政府必须主动破除行政壁垒，加强合作，加强互动互信，采取轮流主席制度，建立环洞庭湖城市市长会议，就环湖重大经济社会发展，近期、中期及远景合作进行年度磋商，形成共识，保持高层互信互动。其次，必须建立环湖城市银行行长会议，完善环湖城市建设的投资模式，形成资金流的畅通与良性循环。同时，还要完善交通运输业、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合作机制，以及生态环境保护、重大自然灾害及社会事故的合作应对机制。为实现环洞庭湖经济圈的整体联系造成完善的制度前提。

　　（三）必须联手抓好环湖交通体系建设这一关键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句老生常谈，它充分诠释了“交通是硬基础”这一最浅显的道理。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两湖平原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交通体系，可见交通意识之薄弱。前已述及，有些专家把环洞庭湖城市缺乏整体联动归结于没有经济强势城市带动，我认为恰恰不在于此，缺乏整体联动的主因在于大交通基础设施的落后。洞庭湖以北，江汉平原腹地都没有铁路，两湖平原的联结也没有铁路，洞庭湖以西的焦柳铁路是一条“三线”建设修建的战备铁路，远离平原人口密集区，躺卧穿行于武陵山区，与两湖平原经济发展的关联度确实不够。孰不知，交通是人才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载体和主渠道。这样的交通状况，实际上使两湖平原绝大部分地区处在脱离人才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主干道的境地，而定格在农业社会。显然，仅靠这种基础，经济发展能够一体联动吗？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象岳阳市委书记易炼红所坦言指出的那样，建立现代的“孙刘联盟”，再借荆州，联手争取国家支持，加速建设从荆州到岳阳、荆州到常德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完善环洞庭湖现代交通体系，形成两湖平原合作互动、承东启西、纳南接北的发展战略格局，才能造成经济发展一体联动的基础和条件。无庸置疑，大交通建设是环洞庭湖经济圈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务之急。

　　（四）必须从抓实投资入手抓好产业协作这一重点

　　抓好投资就是抓好项目。我国十一个五年规划编制实施过程给我们的启示再明了不过了，项目到哪里，投资就会流到哪里，人才就会跟到哪里。哪里就会一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这一现象内含的玄机，沿海改革开放发端城市的发改委官员们最明白。因此，才有了“千道理，万道理，发展是硬道理；千基础，万基础，交通是硬基础；千措施，万措施，投资是硬措施”的民谣。这段民谣可以说精彩地注解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打基础，管长远”的六字要求。对环洞庭湖经济圈建设问题，一些专家和领导提出了从产业协作入手，实施一体联动的设想，这个不错。但在现有产业水平上进行协作，还是一种低层次的，加上交通瓶颈掣肘，“四流”主干道偏离，必定范围有限，水平有限，效果有限。现代经济的协作是社会化大生产协作，是产业的分工协作。在区域经济处于工业化初中期的条件下，最有效率的产业协作还是大中型项目拉动下的产业协作。这是一种对区域经济提升最快的协作方式。大家不妨细心地研究一下，国家为什么在武汉圈搞那么多项目，在天津滨海新区搞那么多项目，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大的项目带动一个产业链，或培植一个产业链，这个分工协作就自然联动起来了。因此，就目前两湖平原经济水平现状来看，要在大力鼓励全民创业的同时，落实领导项目责任制，狠抓招商引资，打破行政壁垒，联手大力争取国家重大交通、重大能源、重大环保、重大文化科技、重大农业和水产品深加工项目，以及外资、民资项目落户两湖平原，以重大项目带动产业协作及优化升级是最佳选择。总而言之，发展是硬道理，交通是硬基础，投资是硬措施。建设环洞庭湖经济圈，环湖湖南城市必须联手湖北荆州，走抓好环湖立体交通体系建设这一关键，狠抓争取国家重大项目、招商引资这一重点，以项目带动产业协作及优化升级，实现人才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四流”一体联动的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可归纳为二十个字：“行政互动，机制推动，交通拉动、项目带动，‘四流’联动”。简述为“五动”二十字措施。现将此贻笑大方之谈提供给关心环洞庭湖经济圈建设的专家和领导们，期求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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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建设环洞庭湖经济圈

　　环洞庭湖区是全国衔接东西、连通南北的交通枢纽，贯穿区内的京广、枝柳、洛湛、长石等4条铁路，和106、107、207、319等国道和众多省道，处在承东联西的区位上，是继长株潭之后，湖南另一块具有较好发展潜力的区域。可以岳阳、常德、益阳3市为依托，以沅江、汨罗、临湘、津市等4个小城市和澧县、石门、桃源、临澧、汉寿、桃江、南县、安化、平江、湘阴、岳阳、华容等12个县城为辅佐打造环洞庭湖经济圈。 <br>环洞庭湖经济圈可以通过“行政推动，规划协调，互利互惠发展”的模式进行。目前，可以做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江湖堤防建设是洞庭经济圈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筹措水利建设资金，包括国家和省投入更多项目建设资金，进一步加强河湖疏浚拓卡，加强薄弱蓄洪垸建设，加强排灌设施的改造更新，真正实现“洞庭安澜，人民乐业”。这是洞庭经济圈要紧紧抓住的一项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改善洞庭经济圈的公路运输条件。环洞庭湖高速公路，已完成东、南、西部的连接，北部的常岳高速是洞庭湖交通规划和抗洪抢险重要通道，已开始招商引资，要争取近年内开工建设。岳阳至隋州、常德至荆州、常德至怀化、常德至吉首、常德至张家界、常德至邵阳的高速公路是连接沪渝（上海至重庆）、宜黄（宜昌至黄石）、上瑞（上海至瑞丽）高速公路的重要连接线，对拓展洞庭经济圈外部空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要争取国家尽早批准开工建设，加快工程进度。要在减轻城市道路交通压力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常岳之间、益常之间和岳益之间的城际交通联系，形成“半小时经济圈”或“一小时经济圈”。

　　三是强化水运交通网建设。环洞庭湖地区的水运交通优势明显，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要继续实施长江中游航道整治，加快规划和建设主枢纽港和专业码头的建设，大力发展长江旅游航线和开辟高速客运航线。加大运输船舶的更新改造力度，大力发展江海直达运输，重塑长江“黄金水道”形象。加强岳阳城陵矶港以及常德、益阳等内河港口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形成完善的水运港口体系。

　　四是做好铁路交通和航空机场建设。主要是配合做好境内京广、焦柳、洛湛和长石铁路的扩能改技，加快武广客运专线和荆（荆州）岳（岳阳）铁路的开工建设。做好区域内机场建设规划，充分发挥机场功能。

　　五、加紧能源网建设。对于已列入或正在争取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岳阳华能、石门、益阳电厂二期和常德新电厂工程，应加大工作力度，加快立项和开工建设。对湖南核电厂的选址和立项建设，要上下同心，步调一致，争取达到预期目的。同时，要完善农村电网与城市网改造，实现圈内同网同价，提高电能保障能力。还要以西气入湘为契机，力争天然气管道贯穿经济圈内所有城市和有条件的集镇，实现供气网络化，解决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问题。

　　六、加快建设现代物流网。加强对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促进传统运输方式向现代物流转变，促进经济圈内现代物流向专业化、信息化、标准化方向发展。以公路主枢纽建设为依托，以货运信息网络为纽带，健全货运站网络系统，构筑物流服务平台。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发展集装厢运输、大型厢式货车、汽车滚装运输、江海联运等低耗高效的运输方式，提高运输企业的效益。培养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物流企业，形成圈内现代物流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七、保护生态环境。环洞庭湖经济圈面对水乡泽国，具有天然的环境生态优势，在加快经济发展同时，要特别注意环境生态的保护。要加强环境管理的力度。在国家重点加强长江上中游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同时，洞庭湖区要根据国家和省的规划安排，加强“四水”下游和环湖地区的综合治理；进一步搞好加快生态工程建设，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和移民建镇工作，加快湖区生态防护林工程建设。在现有国家级生态农业试点县的基础上，扩大生态农业推广面积，结合农业、林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实施“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工程，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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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患：

　　“环洞庭湖经济圈”崛起之痛

　　“湖南最大的省情是水情。水患一直是湖南的最大心患，也是困扰‘环洞庭湖经济圈’崛起的首要因素。位于‘环洞庭湖经济圈’腹心地带的沅江市曾在1996年的特大洪灾中‘十垸九溃’，全市25个乡镇（场）、45．5万人遭受水灾，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76亿元。如果按照1996年溃垸前一年沅江财政收入计算，这样的损失相当于让沅江倒退了将近70年。”近日，中共沅江市委书记陈冬贵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如今，“崛起”大潮涌动三湘，“环洞庭湖经济圈”的崛起与突围已箭在弦上。如何治理水患、开发洞庭湖、助推“环洞庭湖经济圈”崛起已迫在眉睫。水患严重制约“环洞庭湖经济圈”的崛起洞庭湖跨湘鄂两省，现有天然湖泊2625平方公里，洪道面积1013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达3018亿立方米，占中国总水量的九分之一。因为水多，洞庭湖俗称“水窝子”，每年夏秋汛期，洞庭湖蓄积着几十亿立方米甚至几百亿立方米的超额洪水。“环洞庭湖经济圈”内的岳阳、益阳、常德三市就分别位于“水窝子”的东、南、西经济带。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湖区采访时获悉，“先淤后围，先围后垦”，已导致洞庭湖严重萎缩，每年都有近1亿立方米的泥沙淤积在洞庭湖。1949年，湖面积减为4350平方公里，此后，湖面积进一步缩小。昔日八百里洞庭的大湖景观，已被大片堤垸林立的平原分割成目平（西洞庭）、南洞庭和东洞庭三个由洪道相连的湖泊。本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的洞庭湖，如今在面积上已退居第二。随着洞庭湖调蓄功能的减弱，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快：唐代18年一次，宋代、元代6年一次，明代、清代4至5年一次，1990年代3年两次，而最近出现的四次大洪水的最高洪峰水位大大超过1954年34．55米的纪录。2001年，朱镕基考察湖南时写下了“浩浩汤汤何日现，葱茏不见梦难圆”的诗句，表达了“八百里洞庭今何在”的遗憾心情。多年潜心于洞庭湖研究的湖南省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巡视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郭辉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洞庭湖由于湖床的不断提高，水域面积与容积锐减，蓄洪能力也随之急剧降低。每到大汛之时，洞庭湖区便长时间处于高洪水位的威胁之下，增大了溃垸成灾的几率，出现“降水不多灾害大，来水不多洪峰高”的危险局面。1998年城陵矶最大出湖水量比1954年少得多，而水位却比1954年高出1．39米。如果遇上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后果不堪设想。近年来，水患已严重制约了“环洞庭湖经济圈”的崛起。记者从湖南省统计局获悉，“环洞庭湖经济圈”内的常德、益阳、岳阳三个市2005年GDP的总量为1549亿元，财政总收入为91．18亿元；而长沙市2005年的GDP总量就有1519．9亿元，财政总收入已突破130亿元大关，常德、益阳、岳阳三个市的GDP总量比长沙仅多出29．1亿元，财政总收入却比长沙市要少40多个亿，但常德、益阳、岳阳三市的人口有1600多万，长沙市人口只有600多万，三市人口之和是长沙的近三倍。

　　治水思路

　　从人水相争转为人水和谐相处

　　“洞庭湖治水思路要从人水相争转为人水和谐相处；从单纯加高加固防洪大堤‘堵’的传统方法，转为实施以疏导为主的综合治理上来。水患不治理好，洞庭湖不治理好，常德、益阳、岳阳三市不走经济一体化、区域协作道路的话，差距会拉得更大，环洞庭湖经济圈必须放在湖南崛起中部的经济大格局中来谋划和加快发展。”湖南商学院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谢茂拾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郭辉东教授表示，要治理建设好洞庭湖，加快环洞庭湖经济圈发展，首先要把治山、治水、治湖、治江、治库结合起来，从湖区、水系和长江干流三个方面采取根治水患的措施，上游要加强水土保持，中游要梯级建库拦洪，下游要清淤、疏浚、固堤。

　　其次，洞庭湖区的建设，必须从与水争地转向主动退让与水和谐相处，保持湖区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湖区的产业结构、水陆交通和城乡建设应当具有水乡特色。湖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要按照湖区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的特征，依靠现代生物技术，用物质能量大循环的观点指导湖区湿地经济开发，形成各种物质投入和水、土、光、气、热资源的科学配置，加速发展具有水乡特色的生态农业，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朱翔认为，退田还湖和平垸行洪是治理水患的重中之重，同时要站在全球的高度看环洞庭湖经济圈的发展。

　　第一，积极主动地打开江河湖泊的大门，加大流域的开放开发力度，能迅速提高流域内的生产力水平，改变流域内的经济社会面貌，优化流域内的生态环境，对振兴流域乃至全国经济有很大作用。

　　第二，因地制宜地选择开发重点，综合利用，形成各具特色的开发模式。从防洪入手，突出发展水运、水电，配合火电、核电，优先发展化学工业，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仅发电、防洪、航运、旅游四项主要效益已达几百亿美元，相当于政府拨款的6．5倍。

　　第三，设置专门开发机构，健全法规，完善管理。流域综合开发的过程中区域、部门之间矛盾多，条块分割严重。解决途径之一是通过立法来解决矛盾。途径之二是建立既具有管理协调性，又具有实体性的流域管理机构。

　　第四，流域的现代开发开放应注意整体性和关联性，赢得最大的整体效益。在着眼于整体开发的前提下，应根据各区段要素的具体条件，因地制宜，建立起各具特色、整体优化的经济体系。